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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新京報】賁圣林:數字化轉型是大勢所趨,別無選擇

發布時間:2020-03-31 來源:管理學院 瀏覽次數:316

時下備受關注的“新基建”到底是什么?為何國家和資本市場對它如此青睞?它的發展將引發哪些改變?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賁圣林在接受《新京報》記者采訪時表示,“新基建”的意義包括緩解疫情沖擊,優化產業結構,讓第二產業煥發新春。它將成為提升我國未來國際競爭力的主要手段。

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賁圣林  

  

以下為《新京報》報道原文

我們需要銀行業,但是我們將不需要銀行”,談及新冠肺炎疫情對金融業經營產生的沖擊,賁圣林腦海徘徊著比爾·蓋茨在20多年前的這句預言。

經歷了國際銀行行長到金融科技研究學者的身份轉換,浙江大學管理學院教授、浙江大學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賁圣林堅信,金融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已是大勢所趨,是別無選擇的。

他認為,2020年的疫情對全球金融行業影響持續深遠,整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會加快推動、呼喚金融行業的轉型。

而傳統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和金融科技企業全球化步伐的提速,未來是會并行的。對中國來講,搶占金融科技行業全球真正的制高點,是一個不錯的機會。

對于時下備受關注的“新基建”,賁圣林表示,其意義包括緩解疫情沖擊,優化產業結構,讓第二產業煥發新春。

不過,他也認為,推進“新基建”的同時,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也要同步進行?!靶禄ā北旧頃鸬揭粋€助推器、加速器的作用,幫傳統產業真正向數字經濟、智能經濟轉型。

  

新基建”可以讓第二產業煥發新春

新京報:疫情沖擊下,圍繞“新基建”的探討升溫。您也曾多次提到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要性,兩個概念似乎有一定重合。怎么看待“新基建”之于中國經濟發展的意義?

賁圣林:從政策層面看,早在2018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,“新基建”的概念就被首次提出來,主要強調“加快5G商用步伐,加強人工智能、工業互聯網、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?!?今年34日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提出,加快5G網絡、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。

新基建”和我之前提的數字基礎設施有相通、重疊的地方,也有不一樣的地方。按我的理解,“新基建”主要圍繞技術層面以5G、人工智能、物聯網、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型基礎設施,本質上是信息數字化的基礎設施。

新基建”涉及的主要領域目前大概有7大產業——5G基站、特高壓、新能源汽車充電樁、傳統的高鐵和城際軌道交通、大數據中心、人工智能、工業互聯網,這其中包括底層芯片硬件發展。

按照公布的投資規模,這7大領域本身屬于新型基礎設施建設,都處在產業前沿,對于新經濟增長具有長期的拉動作用。

新基建”的意義或者影響方面,直接的作用就是緩解此次疫情對于經濟的沖擊。今年國際、國內整體形勢上,無論是出口還是消費,都會受到大量沖擊,新基建投資對于拉動經濟整體增長有一個乘數效應。

據相關測算,如果今年基建的增長速度在去年3.8%的基礎上提升10個百分點,對整個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拉動作用,差不多在GDP增長0.6%-0.8%之間。

更重要的是,這次抗擊疫情中,各類數字經濟平臺在企業復工復產、網上辦工、穩就業、穩經濟、保民生這塊,起到了一定的支撐作用,也使大力發展新經濟、新技術、新產業成為更廣泛的共識。

第二個意義,大力發展“新基建”可以優化產業結構?!靶禄ā敝饕呛涂茖W技術創新、產業升級相關,剛才說七大領域的投資與建設,本身會拉動上下游兼顧硬件、軟件領域的巨大需求,應該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及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和重要任務。

2013年,第三產業第一次超過第二產業,成為對GDP增長貢獻最大的產業。過去這段之間,以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好像增長相對出現一些滑坡,“新基建”可以讓第二產業煥發新春。

大力發展“新基建”,可以為先進制造業、智能制造業帶來新的動力、新的元素、新的亮點。

另外,“新基建”不只是新的投資增量問題,在很大程度上相當于盤活資產存量,讓現有傳統產業、傳統社會治理機制都能夠盤活、激活,使其有很大的效率提升。

傳統產業數字化、智能化轉型更重要,因為發展是漸進式的,能夠在固有優勢的基礎上提升效率、釋放紅利。推進“新基建”的同時,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也要同步進行?!靶禄ā北旧頃鸬揭粋€助推器、加速器的作用,助力傳統產業真正向數字經濟、智能經濟轉型。

  

不能忽略和“新基建”相關“軟”的制度、規則

新京報:有觀點認為,“新基建”不僅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一種手段,更是中美貿易摩擦下大國競爭的關鍵。從國際視野來看,“新基建”能否承擔這樣的角色?

賁圣林:這次的“新基建”和此前2008年我國推出的“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”有所不同。

我覺得,首先這兩次投資的背景存在差異。上一次更多是因為美國、歐洲金融危機,更多是針對我們出口疲軟的情況。而今天的背景可能是全球性的經濟蕭條,會對國內、國外以及未來全球經濟的產業布局產生更廣泛的影響。

在這樣的背景下,投資主體和過去也會不一樣。很多“新基建”的投資主體可能是以民間資本和國有資本、公共投資相結合,甚至以企業主導、政府指導和制定政策。所以,今天中國經濟的多元性更強。

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兩次經濟刺激計劃的政策目標也不一樣,上次主要是為了投資拉動內需對沖外貿、出口的問題,這次是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常態的情況下,實現整個產業升級、優化,增強整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,意義可能比上次更大。

同時,十多年之后的今天,中國經濟對全球的影響、示范型效應會更強,“新基建”可能對國際范圍內的產業分工、國家間的分工都會產生影響。由于疫情,前兩個月大家還擔心,比如印度會把全球產業鏈中屬于中國的一些部分吸引過去。而現在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影響,可能對未來全球供應鏈產業分工的影響會非常深遠。

我們以前是從“制造大國”往“制造強國”走,現在也需要在傳統模式的基礎上重新思考和主動做出調整。

當以前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、國際貿易摩擦不斷、逆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,這次疫情也會讓我們明白很多東西,比如全球供應鏈真的不完全可靠??赡苡行┧^的離岸化會重新在岸,這樣對全球分工新格局可能會有一些新的影響。

另外,作為新興的戰略產業,特別是5G等前沿基礎產業,可以說是未來國家之間經濟實力競爭的主要戰場。

我們本身有巨大的國內市場,可以孵化支撐一個更廣闊的全球市場和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業?!靶禄ā弊鳛樘嵘覈磥韲H競爭力的主要手段,將承擔重要歷史使命。

討論“新基建”的時候,除了“硬”的以外,也別忘了和“新基建”相關的制度、規則,即“軟”的政策法規如何更好地促進“新基建”投入和發揮作用,需要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平衡好。

  

金融行業數字化轉型已是大勢所趨,別無選擇

新京報:疫情期間,金融機構線上運營能力受到大考。疫情對中國金融業,特別是銀行業的經營發展會帶來哪些影響?

賁圣林:回顧2003年“非典”,作為一個催化劑也好,加速器也好,推動了電子商務的發展,推動支付寶等誕生。我個人認為,2020年的疫情對全球金融行業的影響是持續深遠的,也可以說會有一個革命性的影響。

從全球股市來看,整個金融業的上市公司中相當一部分市凈率為0.5,甚至更低,作為巨頭的花旗市凈率才0.5。

當然,你可以說是因為疫情,大家恐慌。但反過來說,肯定也有一個原因,就是金融行業的數字化轉型已是大勢所趨,是沒得選的。

為什么最近“無接觸貸款”受熱議?就是20多年前比爾蓋茨的這句名言——“我們需要銀行業,但是我們將不需要銀行”,總算要來了。整個經濟的數字化轉型會加快推動、呼喚金融行業的轉型,如數字化、全球化。

雖然目前出現一些逆全球化的跡象,但對支付寶、網商銀行、微眾銀行等來說,有潛在的技術紅利、商業模式紅利,可以更加精準地為全世界70多億人口服務。從全球化步伐來講,以金融科技領域為代表的偏技術型、賦能型的企業,可能全球化步伐會加快。

個人認為,傳統金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和金融科技企業的全球化步伐的提速,未來是并行的。對中國來講,搶占金融科技行業全球真正的制高點是一個不錯的機會。

新京報:剛才提到“無接觸貸款”這種合作,近期銀保監會方面也有表態,鼓勵政策性銀行、商業銀行加強與主要依靠互聯網運營的民營銀行的業務合作。如何看待合作中雙方的角色關系?進一步健康發展需厘清哪些問題?

賁圣林:首先,兩者之間合作是特別值得點贊的事情,這兩類企業互補性比較強。比方說,政策性銀行、大型商業銀行關注批發型業務相對多一些,民營銀行如網商銀行關注的是小微群體,所以運營能力、客戶定位、運營模式都不一樣。一個是純批發型的、靠分支行網絡,一個是純零售型的,完全沒有分支行。

如果說從“生物學”角度來看的話,政策性銀行、大型商業銀行相當于“主動脈”,它不能滲入整個經濟體的方方面面,比如中小微企業、個人零售業務等存在一些死角,一直解決不了。

但是像微眾銀行、網商銀行、新網銀行更像“毛細血管”,滲透的就是肌體里。如果二者能夠有機結合、相得益彰的話,可能實現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“暢通工程”與“滴灌工程”的目標。

政策性銀行有大量資金,但是不知道怎么送到有需要的地方,效率也不高。而互聯網銀行現在有這個技術能力,但有時候因為政策、貸款規模受限、融資能力等問題無法做大。所以,鼓勵雙方合作可以實現優勢互補。

怎么解決這個問題?雙方之間有信任感也不容易,就是我之前說過的“邊界”問題,牽涉到雙方之間合作模式。

假定以貸款為例,是以委托貸款的形式,還是聯合貸款的形式,涉及到風險怎么分擔?如果是委托貸款,委托人承擔所有責任,另一方只是渠道。聯合貸款的話,雙方按照比例來分,如前10%的損失一方兜著,另一方只兜后面90%。

也有一種合作模式,政策性銀行只提供資金給你,你是我的客戶,我不去接觸終端客戶的風險。另外,從地域、范圍、客戶來講,這個業務別來侵蝕我現有的客戶。商業銀行有自己的零售業務,如何從地域、客戶群體上來做增量,而不是蠶食現有的客戶,這都需要雙方合作的時候去厘清邊界,分好利益。

  

全球供應鏈一些關鍵節點可能需要中國支撐起來

新京報:隨著疫情防控的深入,您對接下來恢復經濟發展活力有哪些建議?

賁圣林:從國內投資角度,首先是要從行政效率方面加快審批、簡化審批。比如接下來要推動的“新基建”,包括之前承認是短板的和醫療衛生領域有關的(項目),還有一些已經定好的重大工程,可以加速復工、推廣,提前執行。這關系到提升政府行政效率的問題,要簡化審批流程,包括一些資質認證的問題。

第二是穩定投資來源,要關注外商投資,既是做增量、也是保存量的問題。因為全球疫情形勢還難說,很多跨國企業的總公司在英國、美國、德國,可能會有抽調資金、項目到其他地區的壓力與想法,我們要思考如何主動服務好外商。整個疫情防控中,中國防范的效果目前是不錯的,甚至很多資本會把中國作為一個安全港。如何讓他們真正扎根,需要從優化投資環境與服務的角度穩住企業信心。

第三,從拉動國內市場消費的角度來看,根據2003年抗擊非典的經驗,我們知道很多消費在被壓抑著,疫情結束后可能出現報復性消費,是否可以發行一些消費券?政府為主體發放也好,企業自身的預售卡也好。比如,東方航空公司可能現在業務是比較差的,如果有買旅行卡的活動,未來五年之內用可打折扣之類的,我想很多人可能會買,因為許多出行是未來的一個剛性需求。把未來的消費相對提前,幫助行業生態主體對沖一些現金流方面的風險,有利于提升一些信心。

另外,從出口貿易的角度來看,也可以根據新形勢做出主動調整。例如,跟疫情相關的廣義大醫療產品要簡化出口手續,既是為全球防疫斗爭做貢獻,也是為了國內的產能考慮。同時,因為全球供應鏈正面臨一些結構性的調整,除了防疫情相關的領域,全球供應鏈相關的一些關鍵節點、要素很可能需要中國支撐起來。疫情目前在全球范圍內全面爆發,不少國家經濟活動陷入停滯,必然對未來全球供應鏈和產業分工帶來極大的沖擊。因此,從出口角度來講,對于國內相關產業反而可能是一次實現主動調整、優化升級的不錯的機會。

信息來源:新京報

  

  

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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